随着高考结束，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又将迎来开学季。但令很多家长困惑的是，今年很多高校的学费都大幅上调。

近日，上海市组织召开优化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形成机制听证会，拟从2023年秋季学年起，将公办高校本专科平均学费标准由5420元/生·学年调整至7215元/生·学年，调幅约33%。调整后，新生学费支出有所增加，每生每学年学费（两个学期）平均多支出约为1795元。

(资料图)

与此同时，四川、河南和吉林等省份的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调涨了学费。比如，四川省高校调涨学费的幅度最高为41%；吉林省部属高校学费上限可上浮不超过15%，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学费上限可上浮不超过10%；高考大省河南在2020年就不分公/民办上涨了1000—3000不等，今年某些学校的优势专业仍在上涨，即便是专升本院校也不例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穷国办大教育的状况亟待解决，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90 年代政府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教育界，而1996年《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则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收费的序幕。

进入新世纪之后，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又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收费政策，同时建立教育收费公示及决策听证制度，这些政策规定使教育收费标准保持了多年的稳定。然而，2013年我国高校学费“限涨令”期限已满，一些省份随即开始调整学费标准，导致学费涨幅普遍在20%至35%之间。尽管地方指导文件都规定涨价只针对公办院校，但是很多民办高校也纷纷跟风。

要知道，国内公办专业学费普遍在4000-5500之间。尽管一部分学科因为专业的特殊性，相对较高，但也是一直没有调整变化过，例如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每学年10000元左右；而民办专业学费普遍要11000元以上，而且学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之所以差距这么大，是因为公办学校有国家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农学相关专业，因此学费较少；而民办学校要自负盈亏，在教师聘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较大，所以学费比较高。但也因此造成了不正常的“倒挂”现象，质量普遍较高的公办学校，学费最低；办学水平与质量普遍较低的民办高校，学费反而普遍较高。

如今，再次提价无疑会加剧这一鸿沟。

其次，高校学费调涨让家庭困难的学生可能会担心影响自己的学业，也预示着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分化。

在去年出版的《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中，作者绥化学院的副教授艾苓讲到，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个二本，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学校曾做过统计，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教过的学生里，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而在顶尖大学方面，分化则更为严重。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当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当然，我国已经建立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但正如艾教授所言：“他们面临的困境中，没钱只是第一道坎。”伴随而来的贫困生标签所带来的心理认知落差以及同学间的差异化对待，甚至会让一些学生主动放弃申领助学金。

另外，学费的上涨使学生更加看重不同专业带来的预期收入，进而影响其对所学专业进行选择。各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生源便会对需求量大的专业进行扩招，这种现象衍生下去就会使学科建设发展不平衡。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全方位、协调发展。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培养个人兴趣，造成人才浪费。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中国高校的收入体制。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以国家直接财政拨款、学校自筹两个板块为主。财政拨款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学校自筹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主要包括学生学费、学杂费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的科研项目，经费的来源主体主要是学生与政府。可以说，我国大学经费收入仍旧依赖政府和学生两大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化筹资局面。

而且中国中央政府一向重视教育资源均等化，并着力保障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教育支出。如果简单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作比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明显偏向中西部。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达3067亿元，其中84.4%投向中西部地区。

2015-2020年，财政拨款金额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便985、211也不例外。2020年，除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以外，其余30所双一流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程度较为剧烈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主要有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相较2019年分别下降了25%、18%，19%以及25%，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分别下降了16%和18%。

再加上近几年因为疫情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很艰难。根据教育部的预算报告，2023年高等教育预算支出预计比去年下降3.7%至1026亿元。地方财政更是难以为继，根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我国各地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赤字金额为5万多亿元。作为过去十多年地方政府最好用的“钱袋子”，今年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28亿元，同比下降27%，且仍未有大幅回暖的迹象。财政入不敷出，稳增长、保就业力不存心，城投也不知何时会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论调在于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高质量发展需要，需要健全成本分担机制，推动价格机制与教育改革发展相适应的需要。比如四川省教育厅2021年曾在回复政协提案时表示，四川省公办高校仍然执行的是2004年的收费政策，平均学费仅4511元，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排在第23位。在申报博士、硕士创建单位时容易受挫，从而影响四川省高等学校发展。

巧合的是，根据《财经十一人》对各省官网数据的整理发现，四川省2014年-2017年的罚没收入占比为2.9%，2019年-2022年该值为5.2%，增加近2倍。吉林省也是如此，从2014年-2017年的3.7%，增加到2019年-2022年的6.2%，也接近2倍。罚没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能有多少用在教育支出上，就不得而知了。

学历贬值背景下，大学还值得上吗？

3月31日，《华尔街日报》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指出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现如今56%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学位不再值得他们投入时间和金钱。而在国内，根据教育部网站披露的数据，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人数近几年也屡创新高。月薪3000块招不来一个农民工，但是却可以招来一个大学生，也从网络段子变成现实。

先说结论，在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学历会不断贬值，但知识（技能是知识的显性化运用）不会。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德尔班科在《大学：过去，现在，以及应当怎样》一书中提出，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播信息。大学时光真正该学习的是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联系起来、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培养道德责任感。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面对就业难的现实就不能“端着”，要抛弃那种一纸文凭就可以实现“阶级跃升”的幻想。学历是人们通向职业场所的“必经的”途径，但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资本，也并非最主要的推动力了。甚至会过两年会自发形成“分流”，不需要国家强制也会有一半人直接就业。所以，社会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年轻人的选择，而应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包容，这才是文明应有的进步。

从政府角度看，不管产业政策是走德国路线还是新加坡路线，都要抛弃过去那种盲目设立招生指标，然后糊弄三四年，再把毕业生一股脑推给社会。更要打碎“不孝有三，无编为大”这种畸形认知，与其消耗有限的财政资源搞公务员、国企扩招，还不如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创造真正的有效就业。学校也应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能做的正如《漫长的季节》所言：“挺住了，别趴下。往前看，别回头。”

参考资料：

[1]周灵漪. 地方高校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2.

[2]陈亚如. 河南省高校资源整合与财政教育支出绩效提升研究[D].河南大学,2020.

[3]晏成步. 大学学费制度: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J]. 教育与经济,2017,(02):84-90.

[4]柴江.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与效应研究[D].苏州大学,2017.

[5]风声｜十多年没涨的大学学费，为何今年大幅度上调？李景奎 凤凰网

[6]学历贬值这事，才刚刚开始 九边

[7]蔡金花/韦永琼《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社会学解析》高教探索

[8]大学学费飙涨，毕业却难就业 非凡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