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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安三万里》的指责，笔者很能理解专业学会的心情，也同样对胡编滥造不敢苟同。理由很简单，既然有涉历史，文学的创造就有了矜持与度上的限制，而不是像一架滑翔机，想怎么滑就怎么滑。

因为写《李白演义》的缘故，笔者对此的感触很深，你可以在史实上进行斧凿与有度创造，否则，乱来的结果，只会留下笑耳，其次，将给我们的子弟带来很大困惑，还可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可怕的效尤意识，而丧失对学问的敬畏感与严肃感。娱乐至上，是极端的，极具破坏力的，它对时空中原本自我完整的生命常常致命一击，一切的美便在嬉皮、无所谓中开始了坍塌，崩溃，毁灭。

专业者是知识的守护人，对学术的心态，与娱乐至上者是两极的。娱乐者，譬如《长安三万里》的主创群体，一定不会是李白或高适的经年研究者，更多的可能，在创作前可能还是“一无所知”，不然，绝不会乱点鸳鸯的选择高适与李白搭对，来搞这场让二人有些尴尬的戏。换句话说，要搞搭对唱和，怎么着也轮不到高适，而应是杜甫，或是元丹丘。

主创的表现很拙质，一是从史上来看，二人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次交际，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好到可以你侬我侬的这种田地，二是能连李白、杜甫、高适仨人的洛阳世纪相遇都不知。

关于丢了或抛开了洛阳桥段，我更趋于主创不知，因为能丢掉这样的历史场面，只能说明创作者心中是空白、没有这些人物的知识厚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长安三万里》为什么只能是东拼西接，以及各种基本知识的严重混乱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