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据大理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今年一到四月，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4%。

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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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又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

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

月租600？不存在的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座城市。

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地上班自在很多。”

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她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呆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

而大理，和她过去经历的都不一样。

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洱海边有成群的海鸥。

她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

李米摆摊卖画时，隔壁的摊主给她喷了一个哪吒头痛仰乐队logo的纹身。（图/受访者提供）

情人节，她跑到街上做“Free Hug（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她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她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她玫瑰花，有人帮她贴了暖宝宝。

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她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

李米手绘的“白日梦”客栈装修草图。（图/受访者提供）

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

旅居的夫妻木柚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柚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

大理给了年轻人们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初春，木柚和青青拍下窗外的梨花。（图/受访者提供）

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

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十八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

今年三月，李米的房东通知她，“十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她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她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她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她。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她的疑问不予回复。

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

李米紧急搬家时的场景。（图/受访者提供）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柚、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

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的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

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她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

她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因为管制，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

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三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她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三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

她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她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她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

“白日梦”客栈的小院。（图/受访者提供）

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三年是“夹缝中生存”。她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

饶是如此，还是赔了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

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她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她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

李米民宿院子里的小鱼。（图/受访者提供）

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大理变成了一个秀场

直到选择离开，木柚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

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复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

木柚和青青在院子里就能看到苍山。（图/受访者提供）

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

“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

“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

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柚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

木柚青青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菜。（图/受访者提供）

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地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

有时外出回家，发现就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木柚和青青的柴房小屋。（图/受访者提供）

木柚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柚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 22 岁，每月只花 800 元，在大理租到了 200 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五年买了八套房”......

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青青和他们的小狗五一。（图/受访者提供）

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地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柚给出自己的理解。

在大城市，卷的是kpi，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经历，拼的是谈资。

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秘”的秘境。

让木柚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

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

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还有人在短暂地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

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腻烦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

离开大理，是为了新的开始

“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柚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

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

很多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

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airbnb（爱彼迎）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

琅勃拉邦的午后，咖啡馆里坐着的有本地人，也有像木柚青青那样的旅居者。（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在琅勃拉邦呆了三个月，木柚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

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

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巍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

李米在巍山开的小咖啡馆，叫“北街咖啡馆”。（图/受访者提供）

巍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净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

支付了一万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一万元装修、改造，两万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今年的五一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

平静的生活让她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巍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

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

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

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

也许没有哪个地方是适合躺平的。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只会出现更多问题。”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

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们，重新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