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要向科创转型，须有五到十年定力

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约四分之一；在全国24座GDP破万亿城市中，长三角地区更是占据八座。作为我国经济活跃度最高、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长三角在区域协同创新上步伐加快。

同为科教资源丰富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城市，对标长三角城市的科技创新，武汉可以学什么、怎么学？如何让科研成果快速走上生产线，长三角城市群能为武汉都市圈提供哪些借鉴？

近日，云端会客厅邀请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戴晓波，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部主任肖功海，共同探讨聚焦长三角科技创新经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戴晓波：

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将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长三角一体化的下一步使命是通过科技创新体系支撑长三角产业发展。如何运用自己的技术体系进行产业再造，除了对国外技术的二次创新外还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始创新。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部主任肖功海：

未来在合作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武汉都市圈和长三角可以紧密合作，一是可共建科创共同体，通过长三角协作机制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力，共推产业创新生态建设。二是加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力度。三是合作开展科技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建设。

由产业一体化到科技创新一体化

长三角正在以原始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长江日报：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五年来，长三角在科技创新领域有哪些重要成绩？

戴晓波：今年6月，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合肥召开，提出携手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构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促进长三角大科学装置集群共建共享，探索国际科技开放创新生态改革试点。这意味着长三角要从过去的产业一体化转向科技创新一体化，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长三角产业体系已非常完备，供应链也非常完整，但必须承认的是，长三角产业创新度相对较弱，长三角产业大多依赖国外成套技术，以市场换外资、换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并不在我们手里。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将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长三角一体化的下一步使命是通过科技创新体系支撑长三角产业发展。如何运用自己的技术体系进行产业再造，除了对国外技术的二次创新外还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始创新。

另一方面，长三角跟珠三角的科技创新有明显不同。深圳具备很强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华为、中信，都是从产业逆向创造新产业、新产品，做市场化的创新。而长三角恰恰相反，是依托上海、合肥和南京等城市的强大基础科研基础设施、科研能力的顺向创新。

肖功海：长三角城市群从综合实力和均衡发展看，早已进入到全球领先城市群序列，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间竞合，也是全国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地区。

围绕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近年来，三省一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在发展理念、规划布局、政策制度、资源共享等不同层面，持续强化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在科技创新领域，三省一市合力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近年来，在推进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共建高水平国家实验室体系，合力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促进长三角大科学装置集群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当然，长三角在科创产业领域，也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优质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创新引擎企业亟须培育，各地产业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同质化布局等。

长江日报：“携手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有何现实必要性？要着力突破的障碍有哪些？

戴晓波：有别于长三角产业体系具备的完整性和功能性，长三角的科技创新目前还未形成完整体系。如果能基于产业体系和城市分工，将长三角的科创体系融为一体，就能获得更大发展。

第一，如果科技创新分为几个能级，那么基础研究就是最高级。长三角整体的基础研究优势已超越了珠三角，比如南京、上海、合肥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但这三地的整合性和关联性较弱，首要关键是形成基础研究共同体。

第二，长三角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不如珠三角企业。深圳有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当然杭州的独角兽企业也比较多，但都集中在软件行业。虽然上海在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很强，但都来源于基础研究。总体来看，长三角产业的技术基础扎实，在不依赖国外技术的前提下进行产业新一轮创新，这是第二个重要使命。

第三，长三角的应用创新，更多集中在系统集成创新上，顺应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趋势而形成，创新扎实度较强。例如汽车产业大量分布在长三角，例如上海、江苏盐城、安徽芜湖、浙江台州等。

肖功海：2022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部门共同推出了“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核心目标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强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推动科研基础设施共建、促进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提升区域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区域的整体创新效能。

去年，长三角国创中心参与了“长三角科创共同体”重大科技联合攻关。我们认为，要真正推动区域协同创新，一方面需要紧紧围绕企业创新需求组织协同创新，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出题者”“答题者”“阅卷人”作用，用企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合作；另一方面要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的重大共性技术难题、关键性技术和“卡脖子”重大科研任务等，加大组织联合攻关，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资源投入、风险共担和收益分配机制。

产学研“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解决企业真需求、产业真难题

长江日报：科研成果从学术到产业化，无论是“最初一公里”还是“最后一公里”，都面临许多困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被称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试验田”，目前有哪些创新举措？

肖功海：长三角国创中心结合长三角各地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探索。目前已初步构建了一个面向长三角产业，集创新资源、研发载体、产业需求于一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与治理方面，探索“团队控股、轻资产运营”模式，将重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归地方(园区)、国创中心所有，机构运营权和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归属运营公司，研发团队享有运营公司的绝对控股权。这样一方面充分调动研发团队的积极性，同时研发团队与地方(园区)、国创中心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在引领性技术攻关与培育孵化方面，探索“拨投结合”模式，将用于项目研发的财政资金，在项目研发成功后、进行市场化股权融资时，再转化为相应投资权益。有效解决早期技术定价难问题，保障团队在项目早期研发与运营的主导权，团队和国创中心共投共担早期研发风险。

例如，2022年，国创中心围绕上海宝山“北转型”产业布局，论证引入了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董永军博士领衔的核心团队，团队早期在南京长期从事技术成果转化，积累了丰富的激光晶体材料技术工程化经验。国创中心联合宝山地方与团队，共同成立了核心团队绝对控股的项目公司（上海芯飞睿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宝山高新区。

同时，国创中心积极支持宝山区设计针对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培育孵化的“先投后股”支持政策，并和宝山共同投入，支持公司“激光晶体材料及器件产品”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凭借团队掌握的自主核心技术，可为激光雷达行业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先进技术解决方案，产品未来在汽车自动驾驶、激光测距测绘、半导体加工等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在产业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将企业真需求、产业真难题凝练定义为研究生培养课题，施行双导师、探索项目制、设立奖学金、开发新课程，培养面向产业的兼具创新研发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产业创新人才。

江苏昆山沪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工作。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彭年 摄

科技创新是“卧薪尝胆”而非急功近利

上海也曾经历很长的阵痛期

长江日报：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武汉可以学习长三角的哪些经验？未来，在科技创新领域，武汉和上海，武汉都市圈和长三角地区，可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

肖功海：科技创新需要高水平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教育。武汉和长三角丰富优质的科教资源，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优质的人才基础。同时，科研成果转化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产业创新生态，包括针对创新人才的引进、培育和激励的机制设计，成果转化应用的产业场景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鼓励创新要素流动、支持中小以及初创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制度体系等。

未来在合作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武汉都市圈和长三角可以紧密合作，一是可共建科创共同体，通过长三角协作机制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力，共推产业创新生态建设。二是加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力度。三是合作开展科技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建设，把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早期引领性技术孵化培育、产教融合联合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等方面的好经验积极推广。

戴晓波：武汉目前所处的阶段，与上海曾经的处境很相似。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产业基本以外来的钢铁、石化等国外技术产业为主。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产业转移到长三角，上海出现了产业真空，除了汽车以外，其他产业非常难做。

十多年前，上海提出要发展九大高新产业，但我们发现九大高新产业中，除了生物医药有自己的原创技术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等其他产业并没有原创技术。当国外技术大量进入上海，我们的优势不存在了。所以痛定思痛，上海不能以逆向产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思考路径，而是把顺向原创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创新路径。从2014年起，上海开始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从原来以产业为中心转向以科技创新为中心。

在我看来，武汉目前正处在现代产业转型期，大量传统产业、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武汉城市能级提高了。未来到底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体、让科技创新为产业配套，还是以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带出产业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命题。选择产业，可能科技研发得不到保证。假如以科创转型为主，可能要度过五年、十年的阵痛期。科技创新一定是卧薪尝胆，而不是急功近利，上海也经历了很长的阵痛期。

武汉拥有很好的经验和基础，比如光谷早在2000年初就开始建立，依托周边的大学建起科创园，科创发展非常快。未来的发展在定好路径后，就要坚持到底。

长三角现有的科技力量可以为企业服务，但是我们真正的使命，并不是做科技配套，而是必须创造自己的产业体系，从源头到应用，都应该由中国技术体系作为支撑，这才是我们的未来。上海目前也在探索当中，已初见曙光。武汉如何快速转型发展，实现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发展，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值得探讨的话题。

南京江北新区研创园。长江日报特派记者胡冬冬 摄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勇当改革试验田

“拨投结合”搭起从学术到产业的桥梁

从原始创新、技术研发再到应用创新，科技的“创新”虽分为许多种，其中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企业研发，都需要最终在产业线上得到转化，在市场上获得检验，才能推动科技发展。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最初一公里”的融资、供需对接，还是“最后一公里”的产业化、跨区域转化等，都障碍重重。

如何跨越从学术到产业的“死亡之谷”？近日，在做客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时，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部主任肖功海分享道，于2021年成立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为“长三角国创中心”），正致力于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

长三角国创中心由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牵头，联合江苏、浙江和安徽相关机构共建，定位于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以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使命，产学研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为长三角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技术供给与转化服务。

肖功海介绍，为加强引领性技术攻关与培育孵化，长三角国创中心创造性地开展“拨投结合”实践探索，为初创企业“雪中送炭”。不仅由专家库给予技术指导，更让初创企业在国创中心的支持下拿到了启动资金，让原创性技术成为落地的产品，让具有前沿引领性、颠覆性，在市场上可能还无法定位的技术得到资金支持。

上海同芯构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吉华是“泛半导体真空腔体固态成型”技术项目的创始人，也是“拨投结合”创新型财政支持模式的受益者。经过多年技术打磨，他和团队开发出针对半导体设备大型腔体的颠覆性解决技术，可提供长寿命、高性能、高可靠的铝合金真空腔体，有效提升半导体核心基础零部件的自主保障率，打破核心器件和装备受制于人的困境。然而，这项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却因在市场上无法对标，很难找到投资者。

正当吉华犯愁时，业内同行向长三角国创中心推荐了这一项目。在长三角国创中心助力下，今年2月3日，“泛半导体真空腔体”项目与上海芯飞睿科技有限公司的“激光晶体材料”项目，作为重大产业化技术正式落户宝山区。

这是长三角国创中心‘拨投结合’的典型案例。肖功海介绍，“拨投结合”让财政资金先按科研项目形式投入，在项目研发成功后，进行市场化股权融资时，再转化为相应投资权益。这有效解决早期技术定价难问题，保障团队在项目早期研发与运营的主导权，团队和长三角国创中心共投共担早期研发风险。

长三角国创中心副主任、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党委书记谭瑞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创中心不是想办法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企业家，而是提供一个平台，通过给科学家资金、政策、专业化的培育，整合相关的团队和资源与其匹配，使得其能够快速从学术走到技术和产业，这个团队可以跨过从学术到产业的桥梁。

据悉，“拨投结合”在2021年入选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的“全面创新改革任务清单”，在全国示范推广。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通过“拨投结合”，在长三角区域累计组织实施了57项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其中累计支持6.45亿元，带动地方投入支持8.77亿元。“拨投结合”模式不仅有效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且引导更多市场资本参与前瞻性硬核技术投资。

长江日报出品

采写：记者陈晓彤 常少华

图片：记者彭年 胡冬冬

编辑：张靖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