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组选择的题目是：“儒家以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墨家以为兼爱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法家以利害所系即爱恨。讨论三家得失。”

我们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两部分：“儒家以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墨家以为兼爱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和“法家以利害所系即爱恨”。前半部分出自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后半部分的观点来自《韩非子》。

首先我们聚焦两个词语：“仁”和“兼爱”——这分别对应的就是，儒家和墨家提出的仁爱和兼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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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仁爱的表现，孟子有过一个经典论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似乎与墨家的兼爱十分相似，但实际上儒家对于墨家是严厉批判的，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墨子·膝文公下》）结合这句批评，我们再来看孟子的这句话就有了不同的理解：这里的“及”应该不是“并，和”的意思，而应该是“推及”的意思。孟子的意思应该是，人应该把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上，既然是推及，必然有先有后，先有对亲人的仁爱，再有对他人的仁爱，必然有亲有疏。所以，儒家的爱其实是一种有差别的爱。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有秩序有等级的爱。所以当墨家提出兼爱，即要求人们平等地爱所有人，平等地爱世间万物时，才会得到儒家“无父无君”的评价。

了解了仁爱和兼爱的基本差别，我们再来看题目中“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描述，就自然得到这样观点：儒家的仁爱发源于人的本性，因而贴合人类本性，儒家有等差的爱是人之常情，因而更有利于践行；同时这种等级观念也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是儒家的“得”之一。

其“得”之二在于首创“仁”这一概念。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仁义礼智。人为什么要让这“四端”而不是低级本能发展呢？孟子的回答是只有充分发展这“四端”，人才真正成为“人”。追溯“仁”的甲骨文造字，指的是“人的特征”，即给了人性一个定义，具有思想的高度，指引的力量。

再来讲讲墨家。兼爱的论述来自“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墨家认为人应该兼爱，为什么要兼爱？因为“相利”。人要兼爱，是因为兼爱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墨子回答了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儒家的回答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所在。而墨子的回答更为具体明了，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兼相爱，交相利。”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爱。讨论题中的外部力量，其实就是“相利”，因为利益，人们“兼相爱”。我们认为墨家的回答优于儒家的回答，记为墨家一“得”。

相比于儒墨，法家的观点更特立独行，也更加极端。

“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韩非子·备内》）

法家认为，人的爱与恨都发源于利益，即为了利益，人们产生爱恨，并且，为了利益，人无关爱恨，无所不为。法家把利益对于人心的影响力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制定一系列法制以限制人们对于利益的无序追求。法家好在很现实，最快地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集权的国家机器在当时是完全进步的、是历史发展之所向，这让它迅速得势，并且退居幕后了也依然统治着中国。

接下来，我们对三家观点进一步比较，并对其得失进一步阐释。

人为何“仁义”呢？因为这样人异于动物。

问题是人的动物性的存在是否被忽略，容易被误读为舍己为人，甚至“利他”成为一种高尚，又何尝没有“利己”的考量，使自己异于常人，显然为伪君子讲一套做一套留下了空间。

孟子强调爱有差等，爱自己才能爱别人，爱亲人比爱别人要多一点，似乎正好暗含着儒家的自我矛盾之处。既然自己的父母＞别人的父母，那为什么爱君等同于爱父母呢？

儒家为了仁而仁，也就是仁是没有目的性的。但又强调有差别的爱，那么如何表现自己有差别爱呢？儒家主张尽心，对待自己的父母肯定比对待他人尊敬，如果对待他人和对待自己父母是一样尊敬的话，如何表现自己有差别的爱，如何表现自己的“孝”？当人们按照儒家学说来要求自己时，在实施这种差别之爱时，就应该刻意地表现出这种差别，而刻意就是一种目的，就与“仁”是自然生发的观点相矛盾了。

儒家试图通过“仁”重构合理的伦理秩序，而墨家的“兼爱”思想打破了西周礼乐制度下君臣父子之间井然有序的爱，从而引发了孟子的不满。从实际效果来看，儒家有等差的爱在践行过程中更加符合人的天性，也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墨家无差别的爱，展现了“生命与生命是互通共生的”人文情怀，在思想性上更具超越性，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对难以实现。

法家之“失”则更为明显：法家将君主置于整个国家制度之上，导致君主一人之爱恨的影响力巨大，容易被愤怒驱使的人性下，封建社会下的法制容易朝着严法重典的方向发展。

同时，法家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有生命个体的尊严。由于对人性抵御利益诱惑的能力严重存疑，法家推出了帝王之学，他们认为只有出现一个绝对集权的君主才能拯救混乱的社会，为了加强这位君王的集权，他们进一步推论出：任何人都会威胁君主的统治，尤其是那些关系密切的人，所以君主要把一切人都视为假想敌；必须用严厉分明的法律来管辖臣民，必须学会驾驭臣子来让他们内斗、从而无力与君主抗衡，必须用君主的威权来对臣民进行可怕的威慑（即：法、术、势）；必须阻止君主意志之外的学说流行，否则将威胁统治的稳定；富国与富民对立，强国与强民对立，因此必须推行贫民、愚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