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硕士毕业生高仪（化名）已经如愿回到了家乡所在地，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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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确定就业方向的时候很坚定，想回到家乡。而公务员这份工作，在我看来收入稳定、社会认可度高，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高仪说。
虽然目标明确，但高仪的经历却有几分波折。她最初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时，由于笔试成绩并不理想，没有获得面试机会。然而，就在她开始关注省里的公务员考试时，却被公务员补录公告吸引了目光。
“当时公告里虽然没有我家乡所在地本地的岗位，但是有下辖地区的岗位，我有几分心动。”在补录和参加省考中有所摇摆的高仪，还是选择了参加补录面试，最终也顺利加入了公务员大军。
事实上，越来越多如高仪一样的大学毕业生不再将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作为就业首选地，非一线城市，地级市及以下地区、县城基层岗位正渐渐成了更多毕业生的选择。
根据麦可思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重心进一步下沉至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其中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比例从2018届的53%增长至2022届的57%。与此同时，县城的体制内单位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明显增强，2022届本科毕业生到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比例（25%）较2018届增幅为25%。
“本科生到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比例上升是就业市场的正常走向，与经济大环境、本科毕业生数量、产业布局、各地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政策，鼓励毕业生到基层积累经验、发挥价值等有直接联系，对优化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人才结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青年人就业、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有益处，应加以引导和鼓励。”安徽省劳动学会常务理事汪张明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毕业生就业重心下沉
如今，高仪在工作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基层工作充实又富有挑战性，对我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有很大帮助。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同学，希望能提供一些参考。”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部分应届大学生选择回到家乡或者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就业可能与个人对家乡情感的认同、家庭因素以及适应当地环境的考量有关。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特别是在基层工作和民生领域，相比之下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的竞争压力更大。而一些地级市及以下地区也在加大对人才引进和发展的力度，也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职业晋升空间，足以吸引应届大学生的就业。
正如安光勇所说，基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规模的扩大，正在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重心的下沉。而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的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增强，也意味着，到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投身到了基层治理和普惠性民生领域。
“基层治理和普惠性民生领域的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公益性、政策性就业岗位，主要是就业质量相对较高的传统职业，比如基层公务员、卫生医疗工作人员、基础教育教师。这些岗位由更多大学生补充，必将促进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改善基层社会环境，优化基层人口结构，提升基层地区集聚力、承载力和吸引力。”中国教科院体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家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下降
除了受到家乡情感吸引外，新一线城市和许多具有吸引力的二线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在增强，毕业生在一线城市之外拥有了更多就业选择。
从就业蓝皮书数据来看，近五年应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下降，2022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17%）较2018届（21%）下降了19%，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持平，而在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比例从2018届的53%增长至2022届的57%。
与此同时，人口流入一直是衡量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标志，在各大城市争抢毕业生时，外省籍毕业生占比则是体现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虽然在北京、上海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仍拥有较高的薪资水平和就业满意度，但从外省籍毕业生的占比来看，2020—2022届合并计算的82%、77%相比2017—2019届的85%、79%，其吸引力正在减弱。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杭州、苏州就业的外省籍毕业生占比较2017—2019届增长了8%、11%，且其就业满意度已超过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从就业吸引力及就业质量等方面显示其对毕业生就业较友好。
对此，张家勇认为，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基本依据，影响人才市场供求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当然也有国家宏观政策导向、重点战略布局、国际关系和外交格局变化、高等教育普及化等因素影响。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发展已经相对饱和，市场需求不再像之前那么大；另一方面，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等方面在近年来也加大了力度，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就业市场更加活跃。此外，房价高涨等问题也促使一部分应届本科生选择到二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