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提案大会现场提案路演在北京国际饭店8号厅举办。届时，本届入围的20部纪录片提案主创将现场路演，由终审评委评选出“十佳提案”，未来将获得生产制作、项目包装、资金支持等服务。

在20个项目提案之中，《AI时代自救指南》聚焦当下世界最为关注的人工智能（AI）话题。随着科技飞速发展，AI正迅速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未来或将深入整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颠覆重建各行各业的运行模式。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之下，每一个普通个体应当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变化、迎接变化、拥抱变化？AI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生存挑战，还是发展机遇？在科技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下，AI又会否模糊既有的伦理边界？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纪录片《AI时代自救指南》制片人张海辰。

《AI时代自救指南》聚焦人工智能（AI）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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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AI时代自救指南》这部纪录片的创意来源于何处？

张海辰：近十年我一直在做科技类内容，跟科技行业从业者有密切的接触。2020年整个科技圈就已经在聊GPT3的事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风口。其实在AI刚刚出现的时候是分为“弱AI”和“强AI”两个不同的时代。当时整个学界预测“强AI”时代会在2050年左右到来。但实际上在 发布以后，整个学界认为，它把AI时代往前带了一大步，因此大家也转变了态度，认为2035年就会成为弱AI与强AI的时代转折点。所以我们认为需要在这个时代去记录AI转变前的故事。

新京报：您认为《AI时代自救指南》和其他科技类纪录片有何不同之处？

张海辰：我觉得我们最大特点是“通俗”。过去同行做的很多科技类纪录片，大家确实很钻研，很科技。但AI时代到来了之后，它最先颠覆的是哪些人？并不是传统纪录片的受众，所谓一二线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们，反而是三四线，甚至更下沉的普通人。比如，未来送外卖这个岗位就可能被机器人替代。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个片子更下沉，能够穿透到底层受众，面向更多在AI时代需要武装自己、改变自己的人。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心。

同样，这部片子的定位是科技，而不是像《星球大战》《星际迷航》这样的科幻，所以我们的内容一定是聚焦近未来。我们只讲近10年到20年的真实发展。综上，这次我们应用了国内纪录片不常见，但是在国际上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故事形态Docudrama（演绎式纪录片）。它一部分是Documentary（纪录片），一部分是Drama（剧情）。我们希望这种形式可以提升原本不是纪录片受众的接受方式。举个例子，现在科技类短视频实际上有很多受众，那如果科技纪录片把内容讲得太过于严肃，就有可能把观众劝退，因为内容门槛太高了。

新京报：我们是否提出了切实建议去消解大众在AI时代的困惑或担忧？

张海辰：所谓“恐慌”，一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信息差。比如，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伴侣未来会不会爱上机器人？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必要担心的问题。而且从我们获取的资料来看，虽然AI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陪伴，但是他们却在某些时候能比人陪伴得更好。比如智能音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收到很多的询问。尤其对于年轻独居群体，在夜晚往往容易陷入深度独孤与自我怀疑之中。但这个时间我们又不能随便给任何一个人发微信，在这样的时刻，人工智能就起到了陪伴的作用。当我们转化思维，AI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变成“帮助”。

再比如，我们已知人类再努力地奔跑也追不上汽车，但我们可以去学习如何驾驶它。实际上，AI所做的事是把全世界的文本、资料、知识进行吸收整合，供人类去学习。如果我们死记硬背古诗，永远背不过AI，但人类最大的价值在于思考和提问，这是我们还成为“人”的一个标志——我们提出一个问题，AI帮我们来解答。你看，这又是一个自救的方式——相比“战胜”它，我们可以驾驭它，并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跟这个时代共存。

即便在科技的发展下，一些基础性的职位会被替代，但只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在保留“人”的优势的同时，掌握跟AI沟通的技巧，把它作为工具而不是敌人，很多困惑也会迎刃而解。这是我们的观点

新京报：过往我们在谈纪录片的时候，更多是强调真实性、纪实性。Docudrama这种形式和纪录片的真实性会存在违背吗？

张海辰：Docudrama其实是全世界纪录片学界都承认的形式，比如《毒岛夺宝》《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等。他们更多不是把影片分为纪录片和故事片，而是“虚构影片”和“非虚构影片”。《AI时代自救指南》就是“非虚构影片”。

以《AI时代自救指南》的具体内容举例。我选择的这些大咖们不仅有非常强的科研能力，还有丰富的产品经理背景。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最终要交付给用户的这个技术是大众交互的，而不是一个科学公式。那么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用户数据，包括早期AI的种子用户数据。在这些用户数据中，我们就会寻找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比如有一集中，开发者们在内测一档技术后是需要删档的，但内测用户却表示 “不要把我的男朋友删掉”。过去我们对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但真的在接触了这些人之后发现，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小城市，国内还是国外，每一个孤独的个体跟AI建立情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采访的一些公司已经推出了以假乱真的数字人产品。

这些产品会先把受众拉入纪录片之中，然后我们就进入了Drama部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采访之外，请编剧老师写剧本，专业演员演绎，重新搭电影场景在棚里拍摄的。所有的故事都取自于真事，只是我们通过演绎的方式表达出来。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纪录片形式，我们在筹拍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

张海辰：最大的困难是融资。对方会问，这部纪录片能有多少人看？如果没有人看，你如何保证收益？我很能理解这种考量。这就引申出，过去很多纪录片人会认为，纪录片要保持纯粹，观众们能够通俗地、轻易地接受的方式，似乎都破坏了纪录片的纯粹性。所以这就导致了纪录片在外界眼中有个很“奇怪”的人群画像，是文艺青年，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白领，是多少岁到多少岁的年轻人。但我认为，这种画像只是“幸存者偏差”而已。当我们用很严肃的内容，把很多人拒绝门槛以外之后，只留下这些“幸存者”，然后我们再照着它去做内容。但为什么纪录片不能是大家吃饭的时候一起看的片子？

所以我们应用了“泡面番”的概念，不只为了融资，更是一以贯之地以泡面番作为内容策划的特点之一。我们不会很学术的说《AI时代自救指南》必须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它可能只是吃饭的时候看的片子，恰好又能缓解大众焦虑，给予大众思考，而且还很有趣，可以向下穿透……所以《AI时代自救指南》或许和有些人定义的纪录片不太一样。

新京报：你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张海辰：首先要吸引观众。现在各平台的内容都十分丰富，即便用心制作的内容也要在有人看的基础上才能闪耀光彩。包括短视频平台也开始将视野布局至纪录片领域。我们如何利用好资源，争取观众的目光，这是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具备的。

其二，我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不应做老生常谈的东西。很多话题已经被探讨过无数次，如果再做，必须要拥有全新的或者更好的视角。第三点是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像《AI时代自救指南》，我们最终一定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困惑。举个例子，比如看纪录片的观众中有存在心理问题的朋友，那他们了解到原来有“数字陪伴”这样的方式，或许这就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这是科技者在做的，我觉得也是我们纪录片人应该传递的。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