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愿 北京报道

6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23）》（下称《报告》），来自政学研、金融机构的人士就“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任郑联盛发布《报告》时表示，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是维护金融稳定、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关键步骤之一，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有三个基本目标：维持金融体系整体稳定、保证关键金融功能可持续性、保护利益相关者。

“我国对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整体有效，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从当前来看，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是处置重点，特别是中小银行，并且这个问题与地方债务管理紧密相关。”郑联盛认为，并对我国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提出五个可进一步明确、改革或优化之处：第一，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规范；第二，问题金融机构的判定标准、触发条件和处置流程；第三，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工具及其使用；第四，公共资金使用机制；第五，地方政府在问题金融机构处置过程中的角色。

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2022年第二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现有366家高风险机构总资产占全部参评机构总资产的1.55%。

如何看待美国多家银行倒闭？

硅谷银行破产后，美国银行业危机风暴席卷而来。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因为资金断链而被关闭、接管，三家银行的资产规模总和超过5000亿美元，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上述银行按照宏观审慎监管标准来看的“好”银行陆续破产，给整个银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现象非常值得研究。突出的现象是：这些银行的风险暴露乃至破产，问题并不主要出在这些金融机构自身，监管当局疏于不当、货币政策转弯过急等，都在最近的银行业风险暴露中难辞其咎。

央行研究局处长李宏瑾则认为，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硅谷银行倒闭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件。硅谷银行在出现流动性风险时，不想通过美联储贴现获得流动性支持，而是采用市场操作以满足客户提现需求，因此暴露了风险。此外，从AIT货币政策新框架的角度看，美联储货币政策“大起大落”并不应作为银行倒闭的主因，“而是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不到位，这也是美联储的观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炼表示，由于金融中介固有的资金期限错配与风险承担机制，仅靠事前监管无法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瑞士信贷以及硅谷银行破产事件的启示在于，事后危机处置不仅要考虑道德风险及相应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要考虑安抚投资者及稳定预期的作用。

郑联盛表示，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处置框架和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实践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完善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问题机构认定或判断标准清晰、处置主体和流程有章可循，处置资金来源明确；二是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导处置问题机构，注重自救或市场风险分担；三是参与处置部门职责清晰、次序明确、流程顺畅、合作有效；四是处置过程中要谨慎使用公共资金，且基本设有退出机制；五是有效保护存款人、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

国内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如何完善？

“就国内情况而言，如何协调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如何处置它们与房地产市场、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财政的关系等，都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更值得担心”，李扬表示，总起来说，中国的问题金融机构处置要从财政、金融、社会稳定等多个角度考虑，要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金融稳定、保证社会稳定等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邢会强表示，从国外处置金融风险的经验来看，他们针对的是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即纳入宏观审慎监管的机构，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处置问题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国外的经验可能有用，但也不是那么有用，国内的经验教训之梳理更加重要。

“现在我们需要全盘地、真正地、深入地对我国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案例逐案进行研究，期望各界能够形成合力搜集国内相关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案例资料，通过扎实调研，系统梳理，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普适性的处置经验，然后形成制度，能够真正地治未病，实现问题金融机构处置领域的法治化。”邢会强认为。

信达资产首席不良资产研究员王洋表示，我国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需要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机构来作为实施机构。考虑到存款保险公司和行业保障基金成立时间较短，可能仍有必要加强其与AMC等市场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风险机构处置。针对中小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王洋建议鼓励市场机构参与投资，例如鼓励运作良好的商业银行去重组、并购问题机构，允许另类投资公司通过阶段性持股实现问题机构的重组改造，发现价值、提升价值。

郑联盛指出，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确保金融系统稳定，需进一步完善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要完善顶层设计，健全法律体系，着重通过金融稳定法律体系明确问题机构处置规范；在党的领导下有效依托市场机制来提升处置绩效；完善问题金融机构的判定标准，明确触发条件和时限要求；灵活设置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相关主体的责、权、利；规范公共资金的使用，完善公共资金退出机制。